看黃仁宇的書，大概都會對「不能在數字上管理」這句話有點印象吧。說中國古代不能在數字上做管理，大抵是不會有人反對的，但到底是為了什麼，而不能在數字上管理，說法就多了。以下提供兩則記載可資佐證，讓你「感受」一下中國古代為何不能在數字上做管理。
其一：
治書侍御史（權）萬紀上言：「宣、饒二州銀大發，采之，歲可得數百萬緡。」上曰：「朕貴為天子，所乏者非財也，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。與其多數百萬緡，何如得一賢才！卿未嘗進一賢、退一不肖，而專言稅銀之利。昔堯、舜抵璧於山，投珠於谷，漢之桓、靈乃聚錢為私藏，卿欲以桓、靈俟我邪！」是日，黜萬紀，使還家。（《資治通鑑》第194卷．唐紀10． 太宗貞觀11年 ）這一則是唐太宗時，中央監察官員權萬紀向皇帝報告說，宣州和饒州兩地發現銀礦，如果開挖可以得到多少，結果就被李世民Ｋ了一頓。唐太宗真是個賢君，雖然歐陽修在〈縱囚論〉中說他「上下交相賊」，還拐彎抹角地批評他「立異以為高，逆情以干譽」。不過古史看多了就知道，這些當官的罵起前朝皇帝都很起勁，對像要是自己老闆，那就得掂量掂量。
從許多記載來看，唐太宗那個氣度真是少有人比，而且還是皇帝的氣度哪，不簡單！尋常人到了那樣的高度，怕是沒有不發暈的吧。宣州是今天安徽的宣城，饒州是江西的鄱陽，兩地距離約是四百公里，一個台灣。唐太宗批他的話，也不全是虛言，說他沒有進賢退不肖那幾句，就是針對監察官員職責所在發言，罵得很有道理。但整個情況難以超脫傳統的輕商甚至反商傾向，臣子腦袋算是清楚，可是皇帝的腦子像漿糊，真是可惜啊！拿現代眼光來看，開採了白銀，之後再擇時、擇量釋出，那是很可以活絡社會經濟的。當然，如果一次釋出的話，就通貨膨脹了。
其二：
（裴諝）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。時關輔大旱，諝入計， 代宗召見便殿，問諝：「榷酤之利，一歲出入幾何？」諝久之不對。上復問之，對曰：「臣有所思。」上曰：「何思？」對曰：「臣自河東來，其間所歷三百里，見農人愁嘆，穀菽未種。誠謂陛下軫念，先問人之疾苦，而乃責臣以利。孟子曰：理國者，仁義而已，何以利為？由是未敢即對也。」上前坐曰：「微公言，吾不聞此。」（《舊唐書》第126卷．列傳第76．裴諝）
第二則是在唐代宗時期，代宗是唐玄宗的孫子，他就位之初，整個安史之亂才剛結束。這一則跟上一則剛好相反，皇帝腦袋清楚，可是臣子的像漿糊。大意是，河東（就是山西）租庸鹽鐵使裴諝（此處職稱語焉不詳，租庸使和鹽鐵使都屬度支使，也就是中央徵稅和負責專賣的單位）回長安述職（入計，入就是回宮內，計是核算），經過的關、輔地區正發生旱災，關是關中，輔是三輔，反正就是京城附近區域。
唐代宗不是在「正殿」召見，而是「便殿」，正殿就是上朝的地方，皇帝在上頭，百官在底下，大夥全都穿得人模人樣。古代沒有冷氣，夏天上朝一身官服，滋味可想而知。現代人要是這麼搞，每天都有人中暑送醫不可。便殿那個便字，就是方便、簡便，興許也能隨便。但隨便的是皇帝，不是您，別搞錯了。搞錯可是會掉腦袋的。
我好像太饒舌了，其實我這裡是想特別點出來，這個記載其實很細心，為什麼記載中要特別說是便殿而不是正殿呢？或者只說是召對也未嘗不可啊。因為是要談「錢」的問題嘛！所以才會選在一個相對比較私密的場合。「榷酤之利」，前頭不是說關於裴諝的職稱語焉不詳嗎？這裡的「榷酤」讓人更胡塗了，榷酤指的是專利賣酒的利得，跟上頭的租庸鹽鐵全沒關係。皇帝問說賣酒利得一年多少，這位老兄就開始裝模作樣，還讓皇帝問了三次，才把孟子那一套何必曰利的老調搬出重彈一番。
河東，剛說過，就是山西。想來有點奇妙，現在的山西省，西邊省界就是黃河，東邊省界是太行山，古代叫河東，現代叫山西，指的是同一塊區域，名稱卻像在做對句似的。三百里，古代的里有多長，沒個定論，但大約是現在的四百公尺到五百公尺。以五百公尺計算，河東到長安三百里，就等於現代的一百五十公里。對不對呢？差不多。我利用古狗地圖，從山西西南方、黃河拐彎向東流的風陵渡算起到現在的西安，一百四十公里，跟記載相差不大。
再來是說，他經過的地方農田都因乾旱而廢耕，他本來以為皇帝會先問他災區所見，關切老百姓的生活，詎料皇帝竟然問起了酒錢！可是，皇帝問負責徵稅和專賣的官員，一年有多少專賣利益，這可是名正言順。你不是負責財政的嗎？問你財政數字有錯嗎？沒錯吧。自己腦子不清，把皇帝的腦子也搞矇了。聽到大臣抬出孟子出來，皇帝也不敢拿翹啊，趕緊「前坐」，就是往前挺直了身子，原先大概是半躺著聽事吧（不就跟你說便殿可以隨便嘛），再幫對方吹一下：「如果不是你，我也聽不到這樣的話。」皇帝偶而還是要拍馬屁的啦。
拿這兩條記載去比較桑弘羊在《鹽鐵論》中的發言，中國財經思想大概是倒退了八百年不止，比漢武帝時代還不如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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